12月5日，不宜标签网友@马帅童鞋爆料称，化解后擦当晚7点10分左右，读农地上海地铁2号线列车将进陆家嘴站时，民工一位独自乘车的呕吐四十岁左右的农民工师傅晕车呕吐。自己给了这位师傅一包纸巾，不宜标签让他擦嘴。化解后擦接下来的读农地一幕让人感动而且心酸：师傅没有擦嘴，而是民工先擦掉了地上的呕吐物。“这就是呕吐素质。”该网友在微博里感慨道。不宜标签截至发稿，化解后擦这条微博已经被转发近2800次。读农地（12月6日《东方早报》）

　　一个随手擦拭呕吐物的民工普通举动，只因当事者的呕吐农民工身份，便在网络上掀起如此山呼海啸般的感动浪潮，着实令人惊讶。相比这名农民工师傅的“高素质”，网友对于这种“高素质”的围观本身似乎更值得社会反思。

　　一直以来，公共舆论场中都存在一种将复杂的社会问题简单化，将某些现象归咎于特定群体“素质差”、“观念落后”的倾向，闯红灯如此、切糕亦然。这种定式思维虽说也能找到一些现实依据，但更多情况下容易造成将某个群体一棍子打死的“误伤”。此次网友对于这名农民工师傅“高素质”的赞颂，虽说立场与前述恰恰相反，但其实无论是捧杀还是棒杀，都是站在“人群素质说”这一相同平台上进行的“标签化”解读，实质并无二异。

　　事实上，与任何阶层、群体一样，农民工等底层人群同样是一个优点与缺点、美德与劣迹的综合体。其中，他们那些为人所诟病，不为现代城市文明所容的“坏毛病”，无论是闯红灯还是高声喧哗，与其说是群体性的素质问题，毋宁承认乃是农村文明对城市秩序的陌生，以及过渡期的不适感的产物。一味地贬低甚至妖魔化他们，甚至像有些公交车司机嫌农民工脏而拒其上车，不仅不利于城市各阶层的融合，反而会加剧彼此间的对立，逼得处于弱势地位的群体抱团取暖，进而游走于主流社会之外，从事灰色甚是黑色的行当。

　　相反，如果我们能够将他们当成独立的个体来看待，避免乱贴标签，情况就会大大不同。事实上，经过这些年的媒体宣传、舆论引导，不少底层群众已经意识到闯红灯、高声喧哗等行为的“不文明性”。为了改善形象、重拾尊重，他们甚至刻意在人前展现“文明一面”。比如去年初杭州图书馆免费向民工开放，不少拾荒者进馆前主动洗手，文明的自觉性甚至超过一些精英。况且，要是没有杭州图书馆免费开放在先，哪会有拾荒者洗手的“亮点”？同理，要不是马帅童鞋先给该农民工师傅一包纸巾，也不会有“擦掉地上呕吐物”的感人一幕。